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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战后沙特阿拉伯地缘政治环境分析

伊拉克战争作为2003年中东地区的核心政治事件,其结果对地区格局和本地区国家间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不仅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以“先发制人”战略进行“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又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要在中东地区根除1和极端思潮,推广美式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世界大国对海湾地区安全的关注在内涵上与沙特政府的想法大相径庭,加之自身国力的软弱和国家所具有的重大政治经济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沙特王国几乎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它的利益安全往往是在国际上各种力量的碰撞、争夺中体现出来的,平衡状态下的安全环境成为沙特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 沙特王室在“民主化改造”中进退维谷

  

   “9.11”事件以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观点逐渐占据上风,他们认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是现代国际1的大本营,而中东伊斯兰国家之所以容易滋生极端势力,根源就是没有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其影响,布什政府将“反恐”作为1战略第一要务,认为要想彻底解决1问题,就必须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就是这种民主改造的突破口。2003年布什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强调在中东地区传播民主价值观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要以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为样板,推进中东的民主化进程,改造整个的伊斯兰世界。布什这样阐述他的观点“:在伊拉克确立民主是一项众志成城的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值得我们去努力,值得我们去牺牲,因为我们知道它事关重大……在中东地区的核心位置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将是全球民主革命的一道分水岭。”2004年年初,布什政府又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该计划力图通过在“大中东”地区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推广美式民主及其价值观,推动“自由选举”,扶持新的媒体,培养“文化新一代”,从根本上铲除1滋生的温床,并实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大中东”的控制。为此,布什政府先后抛出了两个经济蓝图:一是建立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伙伴关系计划,二是许诺!"%)年在中东建立经济自由贸易区。但是,从中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赢得战争”和“赢得和平”“、打垮1制度”和“建设民主制度”,看起来似乎一步之遥,实施起来却是越来越遥不可及。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明证,它不仅没有消除1的威胁,反而激起了1的进一步扩散,并把阿拉伯世界推入一个剧变的时代。

   对于美国的民主化战略,沙特政府进退维谷。由于中东地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民族、部族、家族、宗教、国家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缺乏德国和日本那样一统的民众和心理基础,美国在伊拉克实行的嵌入式民主化改造很难获得像德、日那样的效果。即使伊拉克民主化改造获得成功,它也难以解决中东地区存在的各种问题,相反,其示范作用还可能进一步激化海湾地区国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加大阿拉伯世界社会内部公众和行政当局之间的矛盾,直接威胁以沙特王室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1政权的根本利益,进而引发新的地区动荡甚至演化为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从沙特角度看,它所赖以立国的瓦哈比教派本身就是伊斯兰世界1运动的最早源头;“两圣地护主”的特殊身份更使其首当其冲地直面汹涌而来的美式民主化浪潮。在1眼中,与西方合作的政府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政府,这个国家的穆斯林如果不去阻碍政府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即便沙特王室和宗教上层出于自身利益诉求,愿意对美国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其参与程度也受制于国内民众的反美压力。另一方面,即使沙特政府真的自我封闭,对美国的民主化改造置之不理,其赖以维系的外向型资源经济基础,迟早会把它裹挟进民主化改造的浪潮之中。所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沙特都将面临一个痛苦的两难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的结果都不是沙特政府愿意看到的。因此早在伊拉克战争进行期间,阿盟主席就曾经严峻地指出“:伊拉克战争将开启地狱之门。”

  二、 沙特的意识形态危机加剧

   伊战后沙美两国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它们对瓦哈比教派即沙特官方意识形态观点上的根本对立。由于“9·11”事件的主犯及其他"#名劫机者均是瓦哈比派信徒,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同虔诚的伊斯兰信仰联系在一起,在沙特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找到同情者,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民众和媒体把他们的罪责都归于瓦哈比宗教的狂热和教唆上,认为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异教徒、产生暴力的温床。它“在伊斯兰世界中地位的上升已经超越了沙特政府的控制范围,是9·111事件的核心根源”"。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强烈要求沙特停止任何支持1的官方行为。作为回应,沙特政府决定禁止利用募捐箱进行募捐,王国的伊斯兰宗教事务部也要求各清真寺阿訇和宗教人士恪守政府决定,禁止在清真寺募捐,但其结果却是“慈善机构已处于垂死的昏迷状态”2004年2月,总部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年预算高达’6200万美元的阿拉伯语1台“自由一号”开播,它的使命就是要“切断穆斯林世界宣传仇恨的渠道”,告诉穆斯林世界“美国人真实的价值观念和对外政策”,以“促进当地的自由进程”。美国政府把应对沙特社会反美情绪的重点放在了教育方面。按照美国国务院的严格指示,沙特政府制定了一套教育改革计划,并且把该计划书的副本交给了华盛顿,但遭到了美方的否决。华盛顿要求沙特当局重新制定计划,删除所有涉及1、反基督教、反犹太教的内容。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甚至设立专款,自己动手为阿拉伯国家编写和提供中小学课本,并设立各类奖学金,鼓励阿拉伯青年选修西方课程。

   从沙特角度看,瓦哈比教派是其国教,自"(&%年沙特家族和瓦哈卜结盟以来,政教联盟的形式已经在沙特王国延续了近三个世纪,它是沙特王国在半岛地区赖以存在的根基。瓦哈卜的后代主导着全国宗教机构,不仅对王权统治提供政治合法性,为政府的决策提供宗教依据,而且控制司法教育机构,规范社会生活,直接进入政治决策过程。同时,它还通过在世界各地援建清真寺、帮助培训神职人员等途径支持该教派在他国的传播。不幸的是,在沙特社会急剧转型期成长起来的“叛逆一代”,浓厚的宗教氛围对他们人生经历和政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们对社会变革的看法比较偏激,并常把已经被高度美化了的伊斯兰初期社会当做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在相当一部分沙特人眼中,1都是些人品高洁、严于律己的“有德之士”。面目清癯、神色忧郁的本·1就是因为信仰真主才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阿富汗训练“1”战士,他这种为受苦大众而牺牲的“1”形象彻底颠覆了人们对1穷凶极恶、面目狰狞的传统看法,本·1因此也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英雄”。而沙特王室虽然公开要求人民恪守宗教上的清规戒律,但本身却过着极其西化、奢侈的生活,这种道德上的虚伪,使得普通民众对王权的合法性产生极大怀疑。因此,沙特王室作为“两圣地护主”,要在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半岛地区维持其政权的合法性,是不会也不敢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向美国作出过多妥协。

   可见,围绕瓦哈比派而产生的沙美观点上的矛盾和分歧,实际上是“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对传统政治结构的强大张力”)"*。伊战后的沙特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自下而上的信任危机:多数民众失去了方向和自信,他们感到迷茫,既不相信自己的领导人,也不相信布什政府。萨达姆·侯赛因的屈辱被捕,让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之蒙羞。由于缺乏可信的领导者,阿拉伯民众的政治和心理环境都变得易于激进,本·1已经被伊斯兰世界符号化,他的思想成了阿拉伯民众抵御西方世界的最后一个幻想泡沫。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国政府才在伊战后继“民主化改造”战略之后再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如果说恐怖活动是阿拉伯世界普通民众失望和不满情绪的极端释放,美国提倡的民主化则试图为这种释放提供一个渐进的合法宣泄口,并将这种破坏性情绪引向阿拉伯国家内部。就此意义上,民主化是对中东国家,尤其是沙特这样的集权国家统治阶级存在合法性的致命一击。

   三、 沙美盟友关系龃龉不断

   沙特和美国,既没有相似的政治、经济制度,也缺乏共同的价值观。但在过去的70年间,双方一直维系着“用石油换安全”这种特殊的相互依靠关系,各自的利益需求使他们成为盟友。美国是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之外最亲密的盟友,沙特是美国在海湾地区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柱。美国把沙特作为其在中东和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以实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而沙特一直在谋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以便长久地维持沙特王室在国内的统治并抵御外来势力的种种挑战,确立沙特在海湾和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伊战后,美国决定全面“整合”中东,包括对亲美国家进行深度“改造”,这使得政治改革成了沙特统治阶层无法回避的选择。另一方面,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沙特社会内部由于外在压力的骤然消失和因经济萧条而导致的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原来隐藏在巨额石油美元下面的社会矛盾重新浮出水面,普通民众要求民主改革的呼声也因之日益高涨。因此,目前沙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正进入充满危机的关键时期。因石油联系衰弱而导致的沙美盟友关系危机更让伊战后的沙特政府步履维艰。

   美国曾经非常依赖中东地区的石油,但四次中东战争和两次石油危机的教训,使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积极开发中东以外地区的石油资源,努力实现石油来源的多样化。“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强化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加速里海油气开发、抢滩非洲石油等手段,加紧占领石油地缘战略支点,全面推进石油战略布局,力求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2002年9月开工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既绕过了俄罗斯又独立于欧佩克,建成后将成为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又一强大杠杆。美国能源部长亚伯拉罕称,这条油管是美国“石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拉克战争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石油多元战略格局已隐然若现,沙特的石油安全开始逐渐受制于美国能源战略的总体部署,沙美关系中沙特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它不仅无法利用石油制衡美国,而且对美国的依赖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逐渐丧失了原来足以主宰石油市场的主动权,其资源型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日益下降。“对海湾国家而言,石油越来越像一件自杀性武器。海湾国家把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乃至政治的稳定都寄托在石油的出口上。可以断言,类似1973年的石油禁运,将首先使他们自己受到伤害。”

   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对外政策单边主义色彩的日趋浓厚,重新评估美国与沙特关系开始进入美国决策者的视野“,中东民主例外论”被“改造中东”的战略构想取代。布什政府认为,虽然60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宽容中东地区缺乏自由的状况,但却丝毫无助于营造安全,从长远看,稳定不可能以自由为代价而获得。只要中东地区仍然是一个自由凋零之处,它就会始终停滞不前、充满仇恨,并且随时都可能对外输出暴力”。因此,美国围绕“反恐”逐步调整其对外战略部署。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宣布把部署在沙特的军队重新部署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美国《战略预测网上周刊》就此刊登文章说“:美国把军队撤出沙特阿拉伯意味着对美沙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仅标志着美沙关系的转变,也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变化……调整的结果将会终结一个时代。”另一方面,伊战后沙特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美关系作了小幅调整。为了捍卫宗教统治基础和发泄不满,沙特对美国提出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明拖暗顶,要求美军撤出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中止与美国埃克森公司总额为150亿美元的天然气开发项目谈判,并发出“文明冲突可能升级”的警告。随着沙美石油联系的进一步弱化,今后沙美关系中的矛盾和分歧必将越来越多,两国盟友关系的破裂即便不是现在,那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套用亨廷顿的理论,这种0是由美沙之间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所决定的。

  四、 沙特王国的安全环境变数增多

   伊战后的沙特安全环境更加脆弱。沙特政府知道,在“反恐”和“反扩散”问题上,一旦与美国发生冲突,以往奉之为和平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将无法为之提供必要的主权保护。布什在#$$"年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决不会为捍卫自己的安全而寻求批准。”伊拉克战争的发生表明,美国实际上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打击1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两大威胁的权利。现阶段沙特王国的安全环境实际上取决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一是能否修复与美国的盟友关系,二是能否根除国内的1,其中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和条件。可以说“,反恐”是沙美盟友关系得以维持的关键,而恰恰在“反恐”问题上,沙特政府无法步调一致地与美国保持统一。

   (一) 国际政治层面

   “9·11”事件以后,在如何对待反恐这一问题上,沙美两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伊拉克战争更是将沙美之间日趋表面化的分歧和矛盾推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以“反恐”为理由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给了本·1和“基地”组织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它使诱发1的一些根源性因素更趋复杂化,也使得“基地”组织有机会化整为零变得更难对付。由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面临着重重困难,美国便继续咄咄逼人地向沙特和巴基斯坦施压,以便从根子上切断1的供给线$。面对美国的指责,沙特政府在坚决否认向“基地”组织提供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开始谨慎地加强与美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并采取措施将境内的“基地”组织机构驱逐出境,甚至首次允许美国特工进入沙特追查1的资金来源。#$$)年’’月利雅得大0发生之后,法赫德国王表示将用铁拳打击1,沙特安全部门随后在利雅得和吉达等地发起多次突袭,抓获了数十名非法武装分子,并于#$$"年)月击毙了“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行动负责人阿布·哈基姆·沙伊尔。尽管如此,目前被沙特政府通缉的#*名1中仍有#’人逍遥法外,甚至沙特的一个外交官还公开发表诗歌赞美自杀性0。可见,沙特极端分子在民间的基础远比当局所愿意承认的要深厚得多。

   从“反恐”的实际效果看,沙特政府“反恐”的决心和力度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观察。1对美国而言仅仅是皮外伤,而对沙特来说却是致命内伤,处理不好会使王权的合法性受损。沙特现在“反恐”是因为“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威胁到了王室的自身利益。但发生于西班牙的“3·11”事件表明“,基地”等极端恐怖组织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那些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他们通过制造血腥的1事件来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以图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权更迭”%。所以,虽然暂时被1推进了“反恐”阵营,但沙特和西方世界的反恐目的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除了安全之外它还需要王国内部民众的团结。王国的内政方针和恐怖活动之间一直有着较高的关联度。一旦1的袭击方向发生改变,沙特恐怕依然会像以往那样采取安抚政策,以“确保其国民的忠诚不会转向反对王室和西方的伊斯兰1组织”&。归根结底,沙特的宗教地域特征使它很难持久地给美国提供哪怕只是道义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沙美之间的龃龉几乎是难以消除的。

   (二) 地区政治层面

   为适应“后萨达姆”时代,伊战后中东地区各个大国已经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沙特长期依仗自身雄厚的财力,不把那些贫穷的阿拉伯国家放在眼里,从而激起共愤,导致连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巴林这样的“小财主”也对它表示不满,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改造”被这些国家视为削弱沙特的大好机会。埃及

   利用沙美关系出现龃龉之机,积极配合“路线图”计划和“美阿自由贸易区”倡议,借各种力量争当阿拉伯世界的穷国领袖,表示埃及不能以牺牲穷国在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参与权”为代价,换取“带有宗教或政治要求的金钱施舍”,埃及向叙、黎、约、巴、也、苏以及马格里布诸国发出的“组建区域市场”“穷帮穷”等倡议,得到了后者的积极回应。叙利亚出于打破孤立境地的愿望也和埃及一道接近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巴林等海湾小国,寻找共同语言,开展劳务、运输、旅游、通讯、保险等领域的合作,孤立沙特。对此,沙特一方面呼吁伊拉克加入OPEC,允诺为伊拉克战后重建注入资金,并游说其他成员国坚持“限产保价”,另一方面增加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穷国的赠款,旨在挫败埃、叙等国的努力。萨达姆政权的崩溃固然让沙特减少了对地区范围内自身安全的担忧,但美国直接控制下的伊拉克在世界石油市场上影响的回升,却对沙特主导下的OPEC构成了重大威胁“,如果伊拉克在OPEC内部发挥作用,则需OPEC重新调整现行的配额机制;如果伊拉克游离于OPEC之外,其庞大的石油产量和产能将成OPEC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伊战后,由于美国公然支持沙特国内的宗教改革派和伊朗国内的1,沙特和伊朗因处境相同彼此关系逐渐升温,两国都指责美国的“民主化改造”是企图消灭伊斯兰文明的“罪恶行径”。伊战后阿拉伯世界的分化组合错综复杂,各国领导人为了确保自己国家的利益,都致力于改善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阿拉伯世界的凝聚力日渐下降。松散的阿盟无力协调各方利益,更无力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阿盟秘书长穆萨对之“感到痛心”,对阿盟前景表示“担忧和无奈”。

   (三) 国家层面

   沙特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很多,王室对那些虔诚穆斯林的打击,实际上是与自身传统的决裂,如果打击面过宽,必然会引起普通民众不满情绪的强烈反弹。在现阶段,由于西方国家大多加强了本国的安全戒备,1失望之余将会把矛头指向伊斯兰世界内部与西方合作者。沙特发展和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说“(我们的年轻人前景暗淡,他们变得疯狂,学会仇恨,成了沙特社会滋生愤怒和仇恨的土壤。”这些仇恨和愤怒不仅指向沙特王室,而且也指向在沙特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沙特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在衰落。”沙特政治学家哈马德说“,越贫困越容易陷入激进”。

   五、 伊战后的沙特多边外交步履迟缓

   沙特阿拉伯在政治上既不能离美国太近,也不敢离美国太远。同美国谋求能源供应多样化类似,沙特也在谋求油气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多样化。只是由于二者地位过于悬殊,双方的利益需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协调,沙特的多样化步伐才没有美国那么迅速而已。沙特与海湾地区以外大国的多边关系主要就是石油关系。伊战后,由于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主导作用日益加强,其他大国和强国1调整方略,避美锋芒,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以确保它们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在“一超独霸多强抗争”的国际格局里,沙特几乎找不到另一个和现在美国一样的保护人。因此,即便在伊战后出现危机,对美关系仍然是沙特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在伊战后的几个月里,沙特斥资数千万美元在美国大搞形象工程,誓做美国的反恐盟友’#!。因此,沙特对发展多边外交关系的渴望程度取决于沙美关系的修复情况,舍弃沙美盟友关系的代价是沙特在发展对外关系时首先考虑的问题。

   (一) 沙特自信以往的固有优势依然存在

   尽管俄罗斯、里海、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石油前景强烈冲击着国际能源市场,但沙特仍继续是世界石油市场的最大供应者,它作为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央银行”,有能力快速、廉价、大幅度地改变石油供应。即使美国不需要沙特的石油,它也需要借助沙特实现对石油市场的控制。而且,沙特依靠积累起来的石油美元,仍保持着在国际金融领域举足轻重的影响。沙特3/4的海外投资,5000亿—7000亿美元在美国。这笔规模庞大的资金的动向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所以美国从沙特的撤军也未必不是沙美之间的一种策略性调整。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实际情况看,短期内美国不会把民主化改造的战略以激烈的方式强加给沙特。事实上,即使对于沙特政府已经实行的有限改革,布什也是赞许有加“沙特阿拉伯政府朝着改革方向迈出了步伐……通过让沙特人民在自己的社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沙特政府可以在该地区表现出真正的领导风采。”

   (二) 沙中关系在伊战后面临新的机遇

   多年来,沙特政府一直以优惠的石油供应向美国“购买”安全,但“9·11”事件后,沙特一直担心,如果其公民在美国再次发动1,美国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中止对沙特的长期承诺,甚至可能对其动用武力。联系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曾出现过肢解沙特、鼓吹在沙特的石油主产区东方省建立一个独立的“东阿拉伯穆斯林共和国”的声音,沙特也许已经意识到“:要使他们的安全保障多元化。在寻求新的保护人时,他们可能发现中国是最合适也最乐意的候选人。”一方面,中国有着强烈的石油需求,在美国能源部的预测中,2010年和2020年中国的对外石油依赖程度将分别达到49.7%和65.5%。沙特目前为中国提供16.5%以上的进口石油,已经从中国最小的石油供应国之一变成了最大的供应国。沙特1说,他们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与中国做生意更赚钱!*#。而且,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其潜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也是沙特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但中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究竟能有多大空间还有待观察,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能够为沙特提供多大程度的安全保护,二是中国对沙特石油的渴求程度究竟有多大。因为目前舍弃沙美同盟而另觅发展伙伴的机会成本太高,所以短期内沙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预期,先经济后政治将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三) 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是一个能源和政治大国,所以它首先是沙特的竞争对手。美国地质勘探局的资料表明,把“已经确认的石油储量”同2025年有可能追加进去的“潜在储量”加在一起,储量居第一位的沙特是2980亿桶,俄罗斯以2070亿桶超过伊拉克位列第二。从现状看,沙特和俄罗斯的原油产量大致持平4但俄罗斯是世界上增产石油最多的国家,已经连续四年日均产量增幅近60万桶,从俄罗斯已经着手修建的大型港口摩尔曼斯克出口到美国的原油,每桶价格与中东国家差不多。实际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OPEC成员国没有为稳定石油市场做出牺牲,却在贪婪地蚕食沙特等国的奋斗成果。同时俄罗斯并不畏惧沙特的价格战威胁,因为它对石油的依赖远小于沙特,它的综合国力也远远高出沙特,它还不受OPEC生产调整的束缚,如果进行价格战,俄罗斯自信会最终胜出。为了协调与俄罗斯的关系,2003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代表法赫德国王对俄罗斯进行了自1932年建国以来的首次元首访问,与普京总统就稳定世界石油市场达成了合作协议。

   总之,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其全球化战略的一种军事表示,它是中东地区政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分水岭,伊战的结果是沙特必须直面的基本现实。这种现实打破了中东地区旧有的政治地图,使该地区的形势逐步走向“缓和”,而这种“缓和”可能是中东地区历史剧变的开始,它将引发该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各大国利益的重新分配。沙特阿拉伯的地缘政治环境,无论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沙美双方在地区安全、石油进出口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两国在意识形态、巴以冲突“、反恐”等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与分歧也日益彰显。伊战后的沙特,最重要的是必须重新确定自己在新的国际和地区格局里的发展方向,这也同时意味着它将经历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长期的痛苦蜕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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