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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基督教的发源地?

  叙利亚文明到底有什么特征?公元前13至10世纪民族大迁徙后,叙利亚的闪语部族开始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如源于农业活动的宗教崇拜形式,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丰收季节死去、来年春天又复活的神祗;与这种祭祀相关的种种神话和仪式;广泛活动于该地区,具有重大社会-政治影响的先知;严格的唯一神信仰兴起之后,出现了由神圣(但并非神化)统治者领导教会和国家二者、非表现性或半表现性的艺术形式藉以强调神性内在于人性与自然、族内婚制度(这也意味着排他性的宗教内或教派内婚姻制度)、以排他性的宗教团体为基本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组织等等文化政治现象;当然也有建筑上的圆拱顶形式、蒸汽浴、相似的节庆、服饰、食物、习俗等次要因素。叙利亚文明还发明了字母用以书写遍布叙利亚地区的各种闪米特语,后来更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所采用。

    

    当然,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文化形态,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还在于其宗教性,而其宗教性的最重要内涵又在于一神论或唯一神信仰。公元前5世纪以降,叙利亚地区相对严格、伦理性的唯一神信仰首先在希伯来人中开出。一神论后来不仅成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信仰,也是历史上活跃一时的聂斯托里派(即景教,属于基督教类别)和目前仍会存在的基督一性论派(分布在现亚美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国,在亚美尼亚为国教)的信仰,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西方和东正教文明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是唯一、绝对、永恒的,是无形无相、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这种上帝观虽具有能提高人的精神品质,坚定人的信念和原则性之类的作用,却也不乏弊端。应当注意,原生态叙利亚宗教最直接的继承者虽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却也是由叙利亚型宗教直接演变而来的,其上帝观与原生态唯一神观几无区别;作为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核心内涵的基督教则是原生态叙利亚宗教-文明经较大转型后形成的。

    

    在此不妨看一看基督教的上帝观。公元纪年初,当那个以拿撒勒的耶稣为基督(救世主)的小教派在地中海希腊世界传播时,它遭遇着一种多神信仰的文化生态。为了求发展,它必须有所变通。于是在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中有了一些多神教的痕迹。不仅耶稣之父是神,神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神(尽管同时又是人),甚至耶稣之母马利亚也被尊为圣母而受到崇拜,更有诸多殉教者和教父被尊为1而受到崇拜。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一神论已被冲淡的宗教中,为了维护神的绝对性,也为了树立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拯救罪人这一基本教义,三位一体的上帝观被提了出来,原生态一神论因而被进一步打了折扣。在这种新的教义中,上帝虽仍是唯一神,却分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三者虽有特定的位份,却同具一个本体,同为独一无二的真神。不难想象,在逻辑思维发达的希腊文明中,这种具有多神论色彩的唯一神观是十分异质的。虽然已有无数神学家用精密的论证来证明这种上帝观的正确性,甚至“三一论”已成为一门庞大的神学学科,但真正使广大教徒接受这独特上帝观的,却并非理性而是启示。启示或天启既来自神,信徒就不应试图用人的理性来领悟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信仰。

    

    可见,叙利亚文明的上帝观在基督教中虽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基督教却仍然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一神教。基于这种思考,建基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明与更原汁原味的犹太和伊斯兰文明虽有一定差别,启蒙运动以后甚至有重要的差别,但在根性上却无疑仍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文明。可是亨廷顿一类论者对西方、伊斯兰、东正教、犹太文明间再明显不过的家族性相似却视而不见,仿佛它们之间只有一种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汤因比虽然把伊斯兰文明视为叙利亚文明的自然延伸,甚至把犹太文明看作叙利亚文明的“活化石”,但他给人的总印象却是:西方、东正教这两个基督教形态的文明与两个更“正宗”的叙利亚型文明----犹太和伊斯兰文明----并非沾亲带故。可是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视角看,西方、东正教文明(包括历史上的拜占廷、现俄罗斯、乌克兰的一部分、格鲁吉亚、塞尔维亚)与伊斯兰、犹太文明却属于同一个家族:它们身上都带有毋庸置疑的叙利亚胎记。

    

    叙利亚文明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早在唯一神信仰形成前即已有之的神选意识。在《旧约》中不难发现,以色列人把自己视为所有民族中唯一被上帝“拣选”者;上帝与其祖亚伯拉罕立约,赐之以“应允之地”迦南(《尼希米记》9:7、8;其实以色列人之定居迦南是一个漫长的武装殖民过程)。 从叙利亚文明基质中生长出来的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狭隘的种族观念,成为一个向所有民族开放的世界性宗教。由于最初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这个叙利亚形态的宗教经历了较大转型。但无论受希腊罗马文明濡染多深,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宗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基督教徒身上的神选意识也从未消失过(尽管现代基督教徒中也不乏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在《新约》中虽可读到“贫穷者”、“愚拙者”、“软弱者”、“被人厌弃的人”蒙上帝救恩之类的话(《雅各书》2:5,《哥林多前书》1:17、27),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基督教可望成为一种穷人的宗教,弱者的宗教,可是同样在《新约》中,还能发现这么一番充满热情的话:“唯有你们(基督教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民族,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前书》2:9、10)。这意味着,基督教虽然比犹太教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虽然不再以民族或种族划界,却仍然以信教与否划界:唯基督教徒受神的眷顾。

    

    神选意识与一种基于唯一神观的绝对主义相结合,极易(虽非必然)造成一种不容异见、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心态,极易(虽非必然)造成一种远离中道、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文化心态和思维模式下,与不同信仰甚至不同意见的对话都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妥协往往被视为软弱,甚至被视为对原则和信仰的背叛。这不可能没有后果。两次“世界”大战均肇始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难道这与文明品质了无干系(虽不乏其他重要原因)?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叙利亚型文明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或者说这些大规模战争都牵涉到与四大叙利亚型文明对应的四大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目前,谈判了多年的巴以和平遥遥无期,几乎无日不发生导弹袭击、自杀性0事件,巴以之间实已处于交战状态;在巴尔干半岛,冷战结束后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间长期以来杀戮不断,或者说属于东正教、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各民族间杀戮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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