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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研究的新视角

从17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到本世纪中叶的现代经济学,始终未能给予人力资源以应有的地位。直到50年代以来,人力资源的重要性才日益为学人对一些国际组织所关注。在经济学界,形成了人力资源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历程无不充分地证明了人地力资源在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人力资源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且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因为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沙特阿拉伯有相对充足的资本来源,这就保证了它无须从农业中筹集资金就可以同时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文教卫生事业。但另一方面,沙特王国是一个在部落基础上形成的、行政机构尚不健全的国家,经济基础和管理水平十分落后。人力资源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即稀少的人口加低下的经济参与;农牧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高比例;教育基础的薄弱以及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从而使人力资源的开发成为沙特阿拉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因此,“研究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的发展,不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启迪,而且作为经济史的个案研究,它本身就具有莫大的意义。”(黄民兴:《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页)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黄民兴博士十余年来悉心研究这一课题,并利用去英国和中东留学的机会广泛搜集资料,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和充实,最终写出了这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全书约20万字,分绪论及正文五章。绪论部分一般性地概述了中东产油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第一章分析了沙特阿拉伯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不同阶段;第二章剖析了沙特阿拉伯传统教育的特点及其向现代教育的发展,总结了作为人力产出部门———教育的一般特征、效率、成本及社会经济影响;第三章分析了影响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发展的诸因素、传统部门的内部变迁以及政府的人力政策等;第四章讨论了沙特阿拉伯劳动力市场的组成、运行特点及一些特殊的劳动力集团;第五章在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了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发展的独特道路及其影响。

  

   由于作者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广泛地运用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理论,特别是吸取了发展经济学、教育学及社会发展理论,从而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作者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深刻独到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深入地分析了沙特阿拉伯现代人力资源的形成。

   作者指出,本世纪初叶以前,沙特的劳动力队伍完全处于传统的结构之中,具体表现在:包括封建、奴隶和原始公社三种社会形态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以游牧业、半游牧业和农业为内容的第一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主要生产部门;地区、部门和职业间劳动力的高度的非流动性;严格的劳动力性别隔离;低度的技术构成;职业培训的个人化和劳动者低下的文化素质;劳动者职能的多样化和粗略的专业分工;劳动力收入的个人化和不稳定性;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劳动力行为的深刻影响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沙特的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农牧业为主的部门就业结构向以服务业和工业为主的部门结构转变,这种转变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非常迅猛的势头。到80年代,沙特农业劳动力在国家劳动力总数中的比例已下降到10%左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但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创造产值最多的部门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它是整个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决定着整个经济的技术装备水平;而沙特最大的就业部门是服务业,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石油部门虽然提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金,但提供就业的比例并不大。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现有劳动力产业结构是工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沙特现有的劳动力结构是作为‘外生型’部门的石油部门高速增长的结果,其发展模式是依附型的(前引书,第154页)。”第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尤其是第一产业(包括非石油采矿业)的增长最为迅速。第三,劳动力职业结构发生变化,高级职业在采矿业、金融业及服务业中的比例迅速上升,而低级职业的比例相应缩小。第四,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但仍然低于外籍人员。第五,劳动力的地区布局更趋合理。

  总之,战后沙特阿拉伯的劳动力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过渡是迅速的,是功不可没的,突出表现在劳动力产业结构的改变,即农牧业劳动力的减少和服务业、工业劳动力的提高。但也必须看到,沙特劳动力队伍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局限性。经济的发展并未导致本国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和妇女的低度就业),而且农业劳动力向现代劳动力的转移在初期是缓慢而低效的。7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大批涌入城市,但许多人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而无法承担关键性的职位。他们往往充当司机、看守和警卫,成为现代化的陪衬。不仅如此,沙特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外籍劳工的高比例。据统计,1975年外籍劳工仅占全国劳动力的20%,1980年上升到50.7%,1985年至今一直保持在64%左右。从70年代中期起,外籍劳工就成为高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生产工人的主力,而沙特本国的劳动力大多数则进入中等的职业阶层。外籍劳工的存在虽然大大促进了沙特的经济发展,但对本国人力资源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

   二、 充分论证了沙特阿拉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随着现代人力资源的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在进行中。沙特劳工市场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在国籍和性别方面的0。沙特雇员在任职、培训、工资、提升、福利诸方面均享受种种优惠。外籍雇员分两种情况:来自发达国家的受到明显的礼遇;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劳工则受到许多歧视。性别方面的0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女子教育发展很快,但她们的就业却遇到了传统观念的阻碍,就业范围仅限于某些部门,并且基本上与男子隔离。劳动力市场的0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低效率和浪费。

   就工资机制而言,自40年代以来,工资标准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起初,年龄是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后来职工的工资主要受职务、文化水平、市场供求及国籍的影响。沙特的工资机制也表现出严重的0性,一是因国籍不同而引起的工资差异,从而导致收入0;二是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引起的0,即低文化劳动力难以进入高文化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尽管后者享有较高工资。这虽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现象,但在沙特表现得更为明显。

   就劳动力组织而言,沙特具有突出的二元性倾向。一方面存在大量的雇工仅有几人的小工场、小店铺,另一方面又建立了成千上百的大型企业,这些企业被西方先进技术所装备,并在原料、半成品及设备等方面依赖国外,而没有与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联系。此外,就劳动力的部门流动而言,主要有三种表现,即公共部门内部的、私人部门内部的和两个部门之间的。总体而言,公共部门的流动比较微弱,则私人部门的流动比较强烈。

   三、准确地评估了沙特阿拉伯资源动员体系的弊端。

   所谓资源动员体系是指政府机构对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动员体制。70年代以前,沙特人力资源的发展道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劳动力过剩的农牧业逐渐把部分劳动力持续地转入城镇,而资本的相对稀缺和现代企业中所使用的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使规模狭小的现代工业很难大量吸收农村移民,后者多进入服务业和手工业。与此同时,政府不遗余力地发展教育事业,并输入部分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逐步扩大政府机构,完善其资源动员体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迅速发展的沙特教育以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为其核心,而职业技术教育相当落后,甚至高等教育也以传统文科为主,新兴的女子教育因社会对女子就业的限制而难以发挥其作用。教育体系所提供的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的需求,阻碍现代人力发展的文化障碍未得到有效克服。

  70年代以来,沙特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系统以惊人的速度扩展。但教育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在设施和数量的增长方面,即外延式的发展,而以文为主的结构特征并无根本改变,教育质量也没有大幅度提高。这“除了教育制度本身的因素外,政府一贯奉行的垄断受教育人才的就业政策,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实际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外籍移民的大量涌入,由此而来的依赖心理的形成和歧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的继续存在,所有这些都对教育系统的固有特征起了一种巩固,而非破坏的作用(前引书,第218页)。”由此可见,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仍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如以文为主的教育、二元化的劳动力结构、传统观念的影响等,在某些方面这些弊端甚至比非产油国表现得更为严重。资本造就了现代化的设施,但却不能代替人的创造,这是一种典型的“富裕而不发达”的表现。如果说沙特的人力资源曾经是一个数量问题的话,那么现在更重要的则在于质量和结构方面,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成功地开发本国农牧民及妇女劳动力的资源。

   四、客观地探讨了沙特阿拉伯在发展人力资源方面所提供的历史经验。

   沙特阿拉伯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并不是资本,而是人力资源。即使在资本十分充足的国家,人力资源的发展滞后必然延缓现代化的步伐。尽管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但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方式。资源动员体系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沙特的例子还告诉我们,过分富裕的资金如果使用不当,不仅造成资金的浪费,而且可能对人力资源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现代化社会最终依赖于依靠内在手段产生投资剩余,依靠国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

   总之,该书思维敏捷、观点睿智,反映了我国沙特研究的最新成果。在面向现代化的今天,该书对致力于社会发展研究的学者来说,提供了典型的个案与有价值的借鉴。在充分肯定其学术意义及理论创新的同时,也应看到书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作者把沙持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归纳为“农业→服务业、工业”,而不是大多数国家所经历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模式。这一结论符合沙特阿拉伯人力资源的发展轨迹。但缺乏把沙特与西方国家进行深层次的对比与分析,对沙特与西方国家形成这种差异的社会条件及内在因素的论述显得有些粗糙。这些问题还有待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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