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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治制度

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性质,起码要从国体和政体两方面进行界定。就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简称沙特或沙特王国)而言,其国体,即沙特国家政权的阶级性,国内学术界说法不一,甚至一本书中就有几种说法。如:未进入资产阶级君主国,将来可能演化为代表朝野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君主制;正由封建性质向“集体资本家”性质转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占主导地位,政治统治的基本性质已不再是前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了。①其政体,即沙特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国内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如:“君主1”②,“1色彩最重的国家”③,“绝对君主制”,“实行‘开明1’统治”,“有限的君主制政教合一模式”④,等等。至于同时论及沙特国体和政体的文章则少见。本文拟从国体与政体两方面,对沙特王国现实政治制度的性质略陈浅见。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人类历史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体,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划分: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可分为农牧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从生产关系角度,则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般地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农牧业社会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相联系。

  

   先从生产力发展角度审视沙特社会。沙特尽管自1938年达曼油田的油井开始喷油以来就有一些农牧民陆续转化为石油工人,但至20世纪中叶,沙特主要人口还是生活在荒野乡村,过着农耕和游牧生活,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仍处于典型的农牧业社会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始,随着石油开发规模不断扩大和本国石油分成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沙特逐步实现石油国有化和油价暴涨,石油美元滚滚而来。王国统治者用石油收入的一部分建起一批国营企业和基础设施。大多数农牧民被吸收到工业和服务性行业上来。据统计,沙特农牧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1965年为46.2%, 1985年为10.3%;工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1965年为17.7%, 1985年为39.4%;服务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 1965年为36.1%, 1985年为50.3%。①从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变化看,农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1962~1963年度为20.2%, 1984~1985年度为5.3%;工业产值1962~1963年度为14.7%, 1984~1985年度为27.3%;服务业产值1962~1963年度为65.1%, 1984~1985年度为67.4%。②1958年,沙特国内生产总值为10.4亿美元,人均仅175美元,尚属于穷国之列。③至198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升至1531亿美元,人均值高达1.5816万美元,已跃入世界富国行列。④这无疑主要得益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飞速发展,说明沙特至20世纪80年代前期已进入工业社会阶段。

   再从生产关系发展角度审视沙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沙特大部分适于耕种的土地掌握在国王、王室成员、酋长、高官显宦及富商巨贾手里。土地占有者将农田租给佃农耕种,在牧场上役使牧民放牧驼、羊。地主、牧主靠地租和奴役剥削农牧民。甚至1962年以前,王国还有1万至50万人处于不折不扣的奴隶境地,国王沙特本人就有1万名左右的奴隶。⑤东部地区虽已开采石油,但油田掌握在外国石油公司手中,王室只是按租让合同收取石油产地使用费,这等于另一种形式的地租。所以,当时沙特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还是封建制生产关系。

  但是,外国石油垄断资本为了开发沙特的石油资源,在沙特国内着力兴建开采、提炼、运输石油的大型现代化工业企业,修筑铁路、公路、港口,创办公用事业,设立经济、商业中心等,“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这种发展”⑥。1949~1951年铺设的达曼港至利雅得长562公里的铁路将王国中部和东部连接起来。至1965年,外国公司在沙特修筑的公路已达4000多公里⑦。这在便于外国资本进入沙特的同时,客观上也为沙特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标志是广泛使用雇佣劳动力。随着外国资本不断在沙特境内开办企业,随着以王室为代表的沙特政府在加快石油国有化过程中不断以日益增多的石油收入创办国营企业,沙特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除外国劳工不断涌入外,沙特境内的农牧民被陆续招募到工矿企业务工,从而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为企业主———外国资本家和本国王室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及其他雇员。昔日的封建主摇身一变,成为“集体资本家”。到20世纪70年代末,沙特家族的资产已达8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家族之一。⑧以现任国王法赫德为首的“苏德里七雄”集团则是集体资本家的突出代表。

   在开发石油资源的同时,外国石油垄断资本也逐渐在一些为石油工业服务的行业、赢利较少的企业,以及流通部门吸收当地资本。那些从石油收入中获得利益的王室成员、王亲国戚、部落酋长、达官显宦开始投资运输、建筑、建材及房地产等行业。当石油利润日渐增多,王公贵族、外企职员等随之增加了对进口产品、奢侈品需求时,沙特城乡的大小商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上述承包商、企业主、店老板之流,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来自雇佣劳动。

   沙特现代化建设发轫后,统治者一向鼓励发展本国私人资本。如1957年,沙特政府通过了《外国投资条例》。此条例禁止不吸收本地资本的外国公司在沙特境内活动;沙特公民至少应占全部投资额的51%;沙特职员和工人在全体职工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75%。1960年,政府颁布了一项限制其他阿拉伯国家侨民自由经商的法令。法令要求每个外国商人必须寻求一位沙特籍的合伙人,并将至少51%的资本支配权移交给后者。①此外,对本国私人独资企业,政府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投资、价格、关税、金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之,工、农、服务业中的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到20世纪80年代,沙特社会中的大小资本家已遍及城乡。

   大资产者中不乏出自沙特王室家族者。有资料显示,绝大多数亲王经商,与工商企业争利。他们或从事房地产生意,或购买银行股份,或开办公司、企业,或做外国公司的代理人。甚至有的王室女眷也醉心于企业经营活动,如第三任国王费萨尔的遗孀伊发特即以“建筑业的女王”著称。还有与王室沾亲带故的名门望族,以及有经商头脑、会拉关系的人跻身工商界,成为大资产者。如阿德南·哈绍基出身于老国王阿卜杜·阿齐兹的御医之家,他凭借与王室私交建起的“商业帝国”和控股公司在17个国家有26个代理机构,在国内有50多家分公司,其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超过10亿美元。②

   与大资产阶级产生、成长的同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石油美元的酬劳,使大批受过现代教育、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知识分子进入西方学者所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包括军政部门的中高级1,工商部门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文教、卫生、1门的教师、医生、律师,等等。

   当然,占沙特王国人口比例最大部分的是社会下层民众,包括牧民、农民、工人、城市贫民等。他们主要靠出卖体力换取温饱。其中一些人则需要靠政府接济。

   此外,至今沙特还有个别封建遗老遗少存在,如王室家族中专靠食俸禄者。

   但无可辩驳的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在沙特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内主要矛盾是下层民众与资产阶级化了的王室所代表的朝野资产阶级的矛盾。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封建制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者也就是领地上的统治者。在封建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剥削方式是统治阶级向农民收取地租和奴役农民;封建制国家的典型形式是君主制,在东方主要是君主1,即所谓“朕即国家”;封建国家统治者普遍利用宗教和神学思想来欺骗、麻痹人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靠雇佣劳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主要可分为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类,君主立宪制又包括二元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公民人人平等,在经济上倡导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在政治上鼓吹民主和自由,实行代议制、政党制等。

   与上述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特征相对照,在经济基础方面,沙特传统的土地制度已经改变, 1992年颁布的《治国基本法》规定,“真主所赐本国地下、地表、水中、海陆所有财富资源皆属国有”③。随着油田、土地国有化,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也由收租、奴役改为榨取剩余价值;在上层建筑领域,沙特政体已由君主1进化到有限君主制,已接近二元君主制(见后述);沙特官方承认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实施伊斯兰教法,同时也有日益繁多的世俗法律法规问世、普及;政治民主化之风已经吹起,有了近似议会的协商会议,但成员不是选举产生,政党也被严格禁止。

   基于此,笔者认为,沙特王国在经济基础上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这也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但其上层建筑还落后于经济基础,尚未跨进资本主义门坎。

   君主1也称绝对君主制,即政出一人,君主一人说了算。沙特现代史确乎也经历过这个阶段,那就是开国君主阿卜杜·阿齐兹时代。阿齐兹之后, 1953年上台的国王沙特继承了先王阿卜杜·阿齐兹的所有权力,但缺乏阿卜杜·阿齐兹的权威。当他倒行逆施导致王国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时,老资格王室成员便串联起来,开始向他施压。王室长老委员会由是产生。沙特王国自第二任国王沙特始,皆非政出一人。

   首先,国王受王室长老委员会(1999年后称王室家族委员会)的制约。王室长老委员会决定国王的废立。沙特王国君主必须出自王国缔造者阿卜杜·阿齐兹的的子孙,这一原则早在王国建立前已经确定。但具体立哪位亲王为王,最终要王室长老委员会定夺。国王受拥戴后王位是否能坐得长久,要看他是否有政绩,能否代表沙特家族的利益。王室长老委员会如认为哪位国王不合格,随时可以说“不”,随时可以将其拉下宝座。另外,国王发布敕令,凡属关乎家族、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王室长老委员会均要把关,国王不能擅作决定。

   其次,国王受大臣会议的制约。根据1993年《大臣会议法》规定,有关王国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国防及一切公共事务的政策均由大臣会议制定,有关国际法规、条约、协定及特权均须经大臣会议研究后方可以国王敕令形式发布或修改。①当然,《大臣会议法》同时还规定,大臣会议决议在国王同意后最后生效。②但一般地说,国王以大臣会议主席身份参加讨论作出的大臣会议决议,他自己不会再去否定、推翻。实际上,国王敕令表达的政策、法规,乃至国王敕令体现的思想、理论,基本是出于大臣会议的集体智慧。实践中,除涉及敏感、关键问题的决策须由王室长老委员会把关外,一般问题的决策,国王均赖大臣会议去制定,且由其监督贯彻执行。

  再次,国王受欧莱玛的制约。如前所述,王国法律规定,国王受伊斯兰法律的制约,而欧莱玛享有伊斯兰法律的解释权。因此,国王对于立法,对于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乃至国王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伊斯兰法规、律条,都要受到欧莱玛的评判。特别是在王储的遴选、王位的传嬗及国王的废立等重大问题上,除须由王室长老会议拿主意外,还必须由欧莱玛权威机构发布法特瓦,方成定论。此外, 1993年,新的协商会议建立后,它也参与立法,国王也采纳新的协商会议的意见和建议。因之,协商会议也对国王起一定的制约作用。

   这里要说明的是国王受王室长老委员会、大臣会议以及欧莱玛、协商会议制约的程度因人而异。如果国王本人是政治强人,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就会少受制约;反之,如果国王本人昏庸无能,则难免多受制约。但无论如何,沙特王国从政体设置、法律规定到实际运作,国王的权力或多或少总要受到制约,而不能独断专行,政出一人。所以,沙特君主制绝非君主独揽大权、不受任何监督或限制的君主1,而是属于一种介于君主1与二元君主制之间的有限君主制。

   沙特王国从理论到实践,始终坚持政教合一。当年前沙特国第一任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沙特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卜定立协议,结成政教联盟后,沙特瓦哈比军的征战取得节节胜利。1792年,瓦哈卜教长逝世,前沙特国第二任埃米尔阿卜杜·阿齐兹继任教长。以此开了沙特家族政治领袖兼任瓦哈比派伊斯兰教长的先河。此后的前沙特国(1744~1818年)及后沙特国(1824~1891年)的历任埃米尔均身兼瓦哈比派伊斯兰教长。沙特现代王国当然也坚持此制,除开国君主阿卜杜·阿齐兹建立政权时,其父———后沙特国末任埃米尔兼教长阿卜杜·拉赫曼尚健在,仍被尊为教长至1928年逝世,方由其继任外,此后历任国王在职期间均身兼教长,既是世俗君主,又是“信士的伊玛目”(教长)。因之我们有理由称沙特王国君主制为政教合一君主制。

   综上,笔者以为,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治制度不妨界定为准资产阶级政教合一有限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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