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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近年来,在关于全球化与中东关系的讨论中,人们较为关注的是在经济层面探讨全球化对中东国家的冲击和影响,较少把中东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全球化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在少量探讨中东政治民主化问题的文章中,又大多把沙特视为中东乃至世界政治上保守、1、民主化进程几乎毫无进展的典型代表,如有人认为中东是“自由民主的沙漠”〔1〕其民主前景是“暗淡的”。〔2〕而在事实上,沙特等国同样受到了波及全球的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在压力之下,也采取了诸多民主化政策和措施,并收到了一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该国的政治面貌。

   从历史上看,虽然民主或准民主的政治形式曾或多或少的存在于世界其他文化领域,民主思想的一些要素程度不同的存在于各民族传统的政治思想之中,但现代民主观念和制度只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才得到充分发展。西方的民主政治渊源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基本形成于17—19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一次次的民主改革,少数有产者的民主过渡到全民民主,多数西方国家的最贫穷的下层平民和一向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妇女都获得了选举权,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建立的平民民主亦即全民民主在西方社会确立了起来。也是在19世纪,西方的民主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广泛的反响,开始改变各国的政治发展方向。进入20世纪后,民主化成为世界性进程,成为世界性浪潮。

  

   不仅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全球化关系密切,沙特民主政治的产生也具有相同的因素。沙特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千余年中,社会生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剧烈的变动,游牧的贝都因人依然保留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甚至在西方殖民者进行扩张的热潮期间,也很少有人进入半岛腹地。沙特家族靠与倡导纯洁伊斯兰信仰、消除多神崇拜,改革政治和经济,统一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结成同盟,用武力削平了半岛的割据势力,在上个世纪20年代统一了半岛,1932年正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贵族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在这个新国家中,王权、教权和族权三位一体,王权居于主导地位,王室成员占据国家政权的核心要职,以瓦哈比后裔为主的宗教上层人士乌里玛则顺从地为王权的政治与政策提供政治合法性的宗教依据,并且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从而确立了沙特国家虽然保守但又较为稳固的统治。但是,这种政治和谐局面很快遭到了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并迫使其进行改革。

   对沙特国家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爆发的民族民主革命,使一顶顶王冠落地,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家纷纷改制共和,一些君主制国家也先后实行相对开明的君主立宪制,沙特成为中东乃至世界鲜有的“绝对君主制国家”,〔3〕从而对沙特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巨大冲击。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沙特开始大规模开采和出口石油,70年代的第四次阿以战争使世界市场石油价格猛涨,大量资金涌入沙特,沙特迅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沙漠王国变成现代石油大国。〔4〕石油的大开发对沙特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石油的特殊使用价值使它具有其他资源型初级产品所不具有的全球化特征,全球性的石油需求,为沙特丰富的石油资源提供了庞大的国际市场,带动了其经济的起飞,与此同时,沙特同西方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流非常频繁,开始触动和催化封建1思想和君主1的政治制度,使传统的沙特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一,传统的部落社会迅速解体,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到80年代中期,游牧人口锐减到只占人口的5%,定居和半定居者所占比例为25%,而城市人口则超过了50%。〔5〕第二,新的社会阶层逐步形成。现代化进程促进了大批技术官僚进入政府机构,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和企业家阶层数量膨胀,新兴的中产阶级作为王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渴望进入政治决策进程,打破王权———教权———族权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三是从70年代末期开始,受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影响,沙特宗教政治反对派日渐兴起,先后制造了1979年的“麦加禁寺被占事件”和东方省“什叶派1事件”。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以普及西方民主思想和效仿西方民主模式为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浪潮风靡世界,在很多国家掀起波澜,实现“民主化”的口号遍布各种文化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贯被视为中东地区1保守堡垒的沙特的政治民主化状况,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而承受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来自沙特国家内部的宗教政治反对派势力更加激进,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和具体的要求。1991年5月,他们向法赫德王呈递了一份由57人签名的“1”,继而又于1992年9月再递一份由107人签名、长达45页的《劝告备忘录》。〔6〕这两份文件的主张涉及到一系列根本问题,包括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外交政策、宗教地位等诸多问题,其目的是变更沙特现存的政治制度,以伊斯兰体制取代世俗政权。与此同时,这些宗教界人士又采取非法手段,大造舆论,积极开展活动,从而掀起了以宗教为旗帜的0浪潮,对沙特王权及社会稳定形成了威胁。

   在沙特这样一个没有政党、没有议会、不崇尚政治多元主义的传统伊斯兰架构下,全球民主化浪潮及宗教政治反对派的兴起对政府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统治阶层意识到扩大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采取一些措施。早在开国先王伊本·沙特时期,就开始了在《古兰经》基本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渐进改革,曾公布《希贾兹宪法条例》。〔7〕1958年,费萨尔王储接管政权后,于1962年发表了改革计划“十点纲领”,其中提出了政权制度要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司法独立和不可侵犯等现代化的指导原则,而且着手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费萨尔为此修改了大臣会议条例,使大臣会议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议政合一的现代内阁;建立和健全中央各部、各省行政体制,实现功能专一化;1969年大穆夫提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掀逝世后,费萨尔决定不再设大穆夫提,成立了独立的1,在全国设立世俗法庭,统辖王国的司法事务,从而分散和削弱了宗教势力对司法领域的绝对影响。

   费萨尔国王之后的哈立德和法赫德统治时期,不仅巩固了费萨尔时期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1992年2月,沙特政府特别内阁会议通过《政府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法》和《省组织法》三项重要法案。《政府基本法》对沙特的政治体制、继承原则、沙特家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作用以及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之间的关系等做出了较详细的规定。这使“历来只以《古兰经》为宪法的沙特从此有了一部类似宪法的东西”,〔1〕其政治进步不能不说是可观的。《咨询委员会法》和《省组织法》虽然规定这些议事机构的成员主要由国王任命,权利也较为有限,但议事机构的建立毕竟为更多的人参与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1993年8月,咨询委员会正式建立,60多位成员中具有博士学位者达30人,而且比较均衡地照顾到了由职业、地区和教育等因素形成的利益分布,扩大了政治参与。1995年8月,法赫德国王又对大臣会议进行了大规模改组。28名大臣中,有博士学位的22人,平均年龄不超过55岁,突出了年轻化、专业化,其中大部分人在西方学习、进修过,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清一色由王室成员组成的做法,“平民政治精英和专家”〔3〕得以参与王国决策。

   沙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鲜明的瓦哈比伊斯兰特征。由于瓦哈比派在沙特国家建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瓦哈比派学说成为沙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的政治具有广泛的影响,统治者在用瓦哈比教义控制人们的思想,巩固统治的同时,又提倡开明的瓦哈比理论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伊本·沙特认为,对于任何新事物,只要不与伊斯兰精神相抵触,即使《古兰经》上没有明确规定,也可以接受。〔8〕费萨尔国王大量使用瓦哈比派倡导的“伊智提哈德”(独立判断)和“类比”,提出许多符合伊斯兰精神的改革措施,法赫德国王也要求“穆斯林教法学家和乌里玛在协调伊斯兰法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时,应该将‘伊智提哈德’视为一种有用的方式”。这既保留鲜明的瓦哈比伊斯兰特征,又不准乌里玛干预政府决策,使宗教服从于国家。伊斯兰教成为政府政策合法性的有利工具。在沙特,无论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营方式,还是颁布政策法规,均从伊斯兰教义中找出合理解释,由乌里玛发布教令“法特瓦”予以认可,方为合法或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尽管伊斯兰教是国教、国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教长,但国家是统治主体,是政治中心,乌里玛尽管地位显赫,并享有一些特权,但不能干扰统治者的决策,只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宗教上合法性的依据。

   二是沙特政府在对宗教极端派予以坚决镇压的同时,以渐进和适度的方式推进民主化改革进程。沙特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全球政治民主化大潮的冲击下,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中产阶级参政意识日渐高涨的压力下,在君主制、伊斯兰家族统治的框架下进行的,统治者既要顺应世界民主化趋势,减轻外部压力,又要软化和遏制伊斯兰激进势力,保护和收买中产阶级,把乌里玛和中产阶级限制在统治者所能引导和控制的标准上,以保证沙特社会的平稳发展。为此,政府有限满足乌里玛的一些宗教要求,适度突出他们在社会生活伊斯兰化方面的作用,甚至提高他们行使司法的权威,鼓励他们的代表人物参政,以强化与宗教界的联盟。对沙特现代化的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在给予优厚经济待遇的同时,部分满足其参政议政的愿望,如1993年9月法赫德国王发布命令,把全国划分为13个地区,每个地区建立地方咨询委员会,吸收地方精英参政议政。

   沙特资产阶级,特别是逐渐资产阶级化了的沙特王室,根据自己的实际,经过多年不断的积累经验,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对传统的君主政体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力求走一条符合国情的政治民主化发展道路,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实际内容上不断向满足政治民主化要求方面转变,现在的沙特“正在形成资本主义二元君主制,这是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是伊斯兰的,君主亲政的,政教合一的,并且带有浓厚的部落家族遗风。同时,它又是现代的,正在由封建1向资本主义过渡;它没有宪法,但有代宪法;它没有议会,但费萨尔以后,特别在法赫德以后,有了类似议会的咨询会议;君主手中虽有实权,但他也不得不分权,三权分立已初露端倪,至少君主与大臣会议共掌国家权柄;在一定程度上说,形式上是君主一元,实际上已逐渐成为二元,正处于由传统型的封建贵族君主制转变为过渡型的资本主义二元君主制”〔7〕乌里玛阶层也正在发生“面向现代化的转变”。

  沙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之所以能取得重要的进展,主要原因之一是较稳妥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沙特没有完全抛掉传统,而是逐渐改造传统,在基本保持传统政治体制外在形式的情况下,不断转换其内涵,更新其内容,增强其活力,传统在新的意义上得以保存并为现代化服务。沙特的民主化道路是完全符合其国情的,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中,由于独特的社会历史和宗教因素,伊斯兰教早已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中1会组织,政治生活,意识形成的一部分,是一种包容一切的文明体系。任何社会和历史演进必然受到伊斯兰教这一特殊性的影响乃至引发矛盾和冲突,每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大部分宗教人士和普通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往往超过理性的思考,70年代末以来的伊斯兰复兴潮流对中东的冲击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两圣地的所在地,瓦哈比教派势力强大的沙特,决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的方式全面推行“西化”的民主化改革,沙特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对传统文化进行调节、更新,发掘有用的资源,使之与时代接轨,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和相适应的政策。

   那么,伊斯兰教是否具有这种适应性呢?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彭树智先生认为,伊斯兰教的“强烈的政治与传统,或入世性传统”,“赋予它某些适应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蕴含着吸收科学和自我调节的社会基因”。〔10〕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及信仰一样,在时代的大挑战面前,并不缺乏自己的理性思维和智慧,面对新情况、新事物,它总是能力图在保持基本信仰的基础上,通过对教义、教律来适应时代的解释,使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与社会发进程相协调,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和务实性。伊斯兰教一整套的信仰体系和思想体系就是伴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与需要,继承了阿拉伯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各民族的文化精粹,通过自我调节机制而逐步完善的。虽然其政治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有悖于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内容,表现出保守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在伊斯兰文明中,从没有产生过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清真寺里无阶级差别,也无种族隔离。伊斯兰政治文化主张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推崇法治和政治协商的民主传统。沙特王国在民主化进程,充分利用了这笔政治资源,努力协调民主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纵观沙特的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其民主化进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甚至与相邻的中东国家相比,是相对缓慢(如沙特王室和乌里玛仍然垄断政治权力,王室家族的种种特权仍然没有受到有效约束)。而且伴随民主化而来的是1的复兴和世俗反对派的兴起,使得民主化进程颇为艰难。但世界民主化的潮流毕竟已经浸润这个沙漠王国,其宗教地位的逐渐“形式化”或“标签化”、民主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正在改变。政治民主化的趋势已为沙特统治者和政治精英们认可和接受,我们有理由对其前景抱有希望。沙特带有自己社会和文化特征的民主化道路,首先是全球化浪潮深刻影响的结果,也是遵照自身发展规律的自然趋势。就沙特本身民主化的成就和其在中东乃至世界的影响而言,可以说沙特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对全球化的健康和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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