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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一月

  从阿富汗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但是喀布尔的每一天,每一个人依然还在我的脑海当中。和还留在那里的同行通电子邮件,他们告诉我,喀布尔终于下雪了,很大的雪。于是我在想,那里的穷人们,他们如何来度过这个寒冬呢?电视里面在播放卡尔扎依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的重建,多国部队正在陆续地到达……

    喀布尔,现在是不是已经平静下来了呢?

  

    屡经挫折,终于来到喀布尔

    从香港出发到北京,经过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终于来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共花了6天时间。

    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包括没有航班,直升飞机迟迟不能出发,等等。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目的地的感觉,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不过,当飞机一降落在阿富汗的土地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想法就是,终于可以开始工作了。

    在喀布尔的开始一个星期,所看到、听到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新闻。我们首先采访的是喀布尔的市况。我们眼中的喀布尔,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生气得多:虽然到处都是被战火摧毁的建筑,虽然随处可见被遗弃的坦克和炸弹的碎片,但人们都在正常地生活。市中心的集市里,人们正在忙忙碌碌;街边上,站着不少无所事事的人。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整个城市还在运转中。

    我们这些外来的记者,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要到北方联盟的外交部进行登记。虽然北方联盟刚刚接手了这个城市,但是似乎还很有规矩,那就是外来采访的记者都要取得记者证。而且我们所雇用的小翻译,也必须得到北方联盟的认可。虽然要价不菲,每天的收费要100美元(当地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一个月只是几美元),但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可以让我们对翻译放心些。

    下车伊始,我们先到市区里巡视一遍,发现有个地方聚集了大批民众,于是便下车看个究竟,原来是俄罗斯的士兵刚刚抵达喀布尔。我们马上采访。俄军表示他们是来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帮助当地建造一个医院。看到这些俄军士兵,我最关心的反而是阿富汗民众的感受。但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原来他们十分反感外来的军事力量。他们表示,如果只是来参与重建,他们表示欢迎,但是如果是试图来控制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对付他们。他们的语气和表情,让我真正感受到阿富汗人的民族性。同时也让我有点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用那么多年的时间、团结一致来进行反苏战争。事实上,在以后对美军和英军的采访过程中,我们也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当地的民众都认为,如果这些外1队是来帮助他们赶走1和维持社会治安,他们可以接受;但如果以其他理由呆着不走,那他们就会抱有极大的敌意。而这种心态,在西方的传媒报道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就特别关注普通民众以及北方联盟政府的想法。

    每8个阿富汗人就有一个被地雷炸伤

    第一个星期的采访相对比较顺利。比如采访排雷行动,是我们自己找到了国际扫雷组织。巧得很,正好第二天他们就要到巴格兰省开始排雷。巴格兰省是1阻挡北方联盟进入喀布尔的必经之路,因此在最主要的道路两旁,1埋下了大量的地雷。而且,阿富汗在抗击苏军入侵的战争中,境内曾埋下大量地雷,成为最困扰民生的问题之一。统计显示,阿富汗人当中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被地雷炸伤,所以采访排雷行动是我们的采访重点之一。

    我们首先向国际扫雷组织的负责人了解基本情况,而他们建议我们到现场采访前线工作人员。于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我们来到国际扫雷组织的门口集合。一看,除了最高层的负责人之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阿富汗人。虽然这些阿富汗人每月可得100美元的工资,这在当地来说,可算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了,但非常危险。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愿意从事这份工作。来到扫雷现场,看到道路的两旁已经用红色和黄色的石块标识出可能有地雷的地方,而工作人员就开始进行挖掘工作。他们的仪器非常简陋,就和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地雷战》中日本鬼子用的探雷器差不多。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设备是德国生产的,但由于扫雷组织经费有限,已经使用了很多年了。在采访过程中,他们不断提醒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随便乱走。突然,传来0声,接着又传来救护车的鸣叫声,原来是一位当地民众不小心踩响了地雷而受伤。地雷对于当地民众造成的伤害,由此可见一斑。之后,我们又到医院以及难民营去采访,感受尤深。阿富汗的孩子们,由于不懂得如何识别有关警告的标志,因此被地雷炸伤的特别多。虽然国际扫雷组织希望能够尽快解除地雷的危害,但由于资金的限制,使他们的工作难以迅速展开。

    各国传媒关注重点各不相同

    其实,类似国际扫雷组织所遇到的问题,在其他国际组织的援助工作中也普遍存在。比如我们采访过的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世界粮食组织,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另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的钱能够用到真正的需要者身上。我们发现,在喀布尔,采访这些国际组织相对来说还算方便,因为他们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而且是唯一的4个在喀布尔的中国人,所以都会热情接待。对于这些国际组织来说,传媒报道得越多,越是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而这些,却也是其他西方传媒所不感兴趣的。记得我们去采访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的活动,在场的只有我们凤凰卫视和喀布尔当地的媒体。

    至于西方媒体所感兴趣的,我们发现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媒体关心的是美军捉拿拉丹的情况,而他们的采访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比如有关美军的行动,CNN是唯一可以跟随美军进行采访的媒体,而他们的消息来源,显然也由美国政府来提供。至于英国的媒体,相对来说采访比较深入,但他们关心的重点,是有关多国部队的进驻,因为这次多国部队是由英国牵头组织的。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日本媒体居然派出庞大的采访队伍来到了喀布尔。我想,也许因为这是日本战后首次派出军队;另外,也显示出日本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采访中有遗憾更有骄傲

    在喀布尔进行采访,由于没有正常的通信设备,只能依靠各家媒体自己携带的卫星电话进行联络。而且,采访也非常不方便。当然,只要有采访证,到难民营等一些地方采访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是采访政府部门就相当麻烦,因为政府的运作还没有正常,常常是这个人讲的和那个人讲的各不相同。在开头的一个星期,我们相当不习惯,因为每天大量的时间是在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奔波,而往往就是为了取得一个采访许可,或者是为了证实新闻发布会是否召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是否有变化。不过,慢慢地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所以每天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一定会安排出一定的时间到不同的政府部门询问每天的安排。随着波恩会议取得了结果,临时政府内阁成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当然也不例外。记得为了能够采访到内政部长卡努尼,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和下午,在他上下班的时间到他的门口等候。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他非常忙碌,特别是作为临时政府的关键人物之一,我们最终没有能采访到他。

    虽然有遗憾,但也有我们觉得骄傲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比西方媒体更早地采访到第一手新闻。比如采访了北方联盟的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现在是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

    就在我们到达喀布尔第二天,波恩会议召开了,作为实际上控制了喀布尔的北方联盟的态度,对于这次会议至关重要。当时北方联盟领袖拉巴尼正在德国开会,唯一能够代表北方联盟的就是阿卜杜拉。但由于没有进行电话预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到他的办公室门口傻等。也算是我们的运气,刚走到他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门口,正好看到他走了出来。虽然我过去没有亲眼见过他,但由于他经常出现在CNN、BBC的节目中,加上他的气度不凡,于是我判断他就是阿卜杜拉。当时我想也没有想,马上大声地和他打招呼,告诉他我们是来自中国。结果他停了下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听到了“中国”这两个字。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让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谁知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但迟迟不见他的踪影。幸好他有卫星电话,他的助手联络上了他,他让我们在5分钟之内赶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原以为是去参加他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决定给我们一次独家专访的机会。这一切来得很突然也很仓促,因为他只给我们10分钟时间。可以说,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如何把握好这10分钟,几乎是对我的一次考试。况且,北方联盟领导人首次和华人媒体面对面的访谈,也引起公司的高度重视,除了要求我们用卫星将全部内容传回香港之外,公司还决定保证重点播出。结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次独家采访。

    我们为了要申请采访北方联盟领袖拉巴尼,每天都到他的发言人办公室去走一次。结果有一天,他的发言人在打发了所有的媒体之后,把我单独留了下来,很认真地看着我说,希望我们能够代为转达他们的意见,希望中国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采访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依

    能够采访到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靠的是我们的坚持。卡尔扎伊在从坎大哈抵达喀布尔之后,一直没有公开露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住进了总统府。于是,我们每天都到总统府去看一看有没有特别的动静。在他抵达喀布尔第二天的一大早,我们发现不少传媒的车辆聚集在总统府门口。一打听,原来他当天有可能到北方联盟已故将领马苏德的墓地进行拜祭。于是我们也在门口等。但当时有点犹豫,因为从喀布尔到墓地正常的车程来回需要差不多8小时,而我们每天在当地时间的傍晚时分都有一次卫星联机,和演播室之间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去了,很可能就会赶不上卫星联机。就在我们患得患失的时候,卡尔扎依的车队出来了,我们4个人只是犹豫了几十秒钟,马上让司机开车紧跟。因为卡尔扎依的车是越野车,结果开到到最后,只有包括我们在内的四五家媒体亡命追车才能跟上。到了墓地,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抓住机会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当时在场的还有CNN等其他国际媒体。可能因为我是女性,而且是中国女性,所以他对我的提问一一给予了回答。一切都很顺利,让我们觉得飞车3小时还是物有所值。

    但是,如何及时赶回喀布尔做卫星联机?我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我对司机说,如果他能够用2个小时(是正常车程的一半时间)赶回去的话,我就会给他100美元。结果他做到了。这次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原本以为做不到或者有困难的采访,一定要去试试,因为如果不试的话,就根本没有机会。

    这次在喀布尔的一个月的时间,在和其他西方媒体的记者,特别是平面媒体记者的接触中,从他们的身上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其中包括如何向采访对象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如何判断新闻的重点在那里,等等。这些记者都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们大部分都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常驻过一段时间,因而对于亚洲问题非常了解。我认识到,要采访国际新闻,记者平时的积累非常重要,特别是考虑问题时,要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来考量。

    虽然自己从事新闻工作已有较长的时间,但是真正能够在一个地方沉浸下来,体验一个地方的文化和民生,关注政局的发展,却还是第一次,这是我记者职业生涯中难得的经验。虽然离开喀布尔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那里的人和事已成为我难以抹去的记忆。至今我仍在反复问自己:作为一个记者,被访者向你提供了很多的东西,喀布尔一个月的生活也给你带来全新的人生体验,观众也给予你认可和支持,但是,你又能够给他们带去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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