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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

“叫人绝望的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而是那反对的声音,不自觉的,也自我禁闭在另一种狭隘里。”

    在某种层面而言,所有的阅读都是私己的,一本书对一位读者的意义,常取决于他(她)当时个人的处境———情感上的,精神上的,智性上的,以及环绕个人的外围世界———文化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套用某著名诗人的诗句“所有的了解都是误解”,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而这种阅读的“相对论”,用在“1”的范畴里———书之所以被禁,1的强烈吸引力,与潜在导引出的某种阅读形态———就更彰显了一些值得令人玩味的现象。

    一  原籍伊朗的英国文学教授纳飞滋,2003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引起不小轰动的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书引起巨大回响的原因,也并不全是因为美国卷入1的争战,使一般读者对中东文化产生好奇。这本书引起注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不寻常的体制,混合了回忆录、传记、文学批评、历史以及政论于一身,作者透过不凡的文学笔力,以数本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为经,几位年轻回教女性的生活为纬,交织出了一个耐人寻味且意义深远的故事。

    纳飞滋生长在伊朗,却在西方受教育,对西方文学作品熟读甚深。她在八十年代回归祖国,却正逢伊朗革命,王朝被推翻,狂热的宗教分子掌权,开始实行严厉的回教教条,把已现代化的伊朗,推回了中古时代。在这些教条下,受制最深的当然是女性。为了使男性免受任何吸引,或被激起非分之想,女性必须仔细地将自己的每一寸肌肤紧密包裹。习于西方自由作风的纳飞滋,自然无法接受此种无理的束缚,而终因拒戴头巾而被她所执教的德黑兰大学革职。

    在失业与被压抑的苦闷中,纳飞滋有了这个读书会的念头,也算是对1政权—个微弱的抗议手势吧:穿着可被控制,思想不可。她亲选了这七位会员,都是热衷文学的女学生。在讨论文学作品的同时,她们也倾吐了个人在极权压制下的苦闷,以及在爱情与事业上的挫折。久之,读书会成为每个人精神生活上的绿洲。所以这样违法的读1,虽然十分危险,她们却也都敢冒风险,定期出席。

    纳飞滋所选读的西方作品包括了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滋比》,以及亨利·詹姆士的《华盛顿广场》和《戴西·米勒》。

    在这些书中,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很明显地占了中心的地位。并不仅是因为纳博科夫是纳飞滋最为心仪的西方作家之一(她著有专书研究纳博科夫的小说),更是因为她认为《洛丽塔》—书所透露的信息,正贴切地描述了伊朗人民,尤其是女性,在高压政权中的处境。

    二  《洛丽塔》讲述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如何痴恋十二岁的女孩洛丽塔的故事。因为有着“恋童癖”这样敏感的主题,使得《洛丽塔》这本书从一九五五年出版起,就一直是一本很引起争议的书。纳飞滋认为,《洛丽塔》—书的中心主题,是在显现为圆自己失去的梦想,一个人可以如何残酷地“征收”另—个人的生命。《洛丽塔》的男主角亨伯特幼年时的情人早逝,所以他一生都在寻找那个逝去的影子,直到他遇到了洛丽塔,疯狂爱恋,不惜假意和洛丽塔的母亲结婚,以接近洛丽塔。最终洛丽塔的母亲识破1,羞愤自杀而死,亨伯特因而占有了洛丽塔。在纳飞滋的解读下,《洛丽塔》一书是在谴责亨伯特为了满足自己回到从前的梦想,而扼杀了洛丽塔的天真,抢走了她的童年。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集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伊朗的人民就是洛丽塔,他们的生命被“征收”了,就因为那些原教主义分子要圆他们想回到原始教义的梦。

    纳飞滋的解读当然十分合理。但这种阅读的方式当然也有它先天的危险性,那就是因为自身状况的迫切,这样的读者常摒除了别种可能的解读,而盲目且自以为是的拥抱着私己的诠释,并认为那是唯一合理的读法。更有甚者,则是某种程度的扭曲了:硬要把圆形的小说塞到自己方形的苦难里。

    她的解读当然不是《洛丽塔》这一本书的全部意义。所以当我读着纳飞滋这本精彩的书时,使我一再觉得震惊的是,像纳飞滋这样一位优异且有深厚文学训练的读者,为何会从头到尾强烈且坚持地对《洛丽塔》做这样—度空间的解释。她不仅在书中一再重述这个观点,甚至对持不同看法的文评家,产生几近敌意的驳斥。故事结尾时,面对着身陷囹圄且心碎成灰的亨伯特,读者几乎难以判断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当然我们可以说亨伯特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那好像已不是小说家真正要追究的问题了。在伤逝情怀笼罩全局的这部小说中,纳博科夫着墨甚多的是生命中无法追回的失落,以及人类情感的不可测所带来的危险与毁灭性。它的诉求是叩击着存在的层面,而不是道德的层面。像纳飞滋这样研判是谁刻意地“征收”了谁的生命,好像就成了—种从外强加的道德批判,离小说的神髓日远。

    三  我想陈述的,是纳飞滋在解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个有趣的阅读形态:如纳飞滋这样以1“禁锢”为职志,且自以为自己思想绝对自由的文学家,在攻击极权政府的急切下,是否也不自觉地掉入了某种心灵上的禁锢?她信誓旦旦地抗争着伊朗回教保守政权,因为他们用了文学以外的道德尺度,而狭窄地为西方文学加上了不道德的卷标,并将其列为1。但是,纳飞滋在护卫这些已成为1的西方文学作品时,她所持以辩护理由的,事实上也是文学以外的,外加的道德上的计较。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异议分子的身分批评集权政府的狭隘时,纳飞滋是否也反讽地自愿关上了自己心智上的门窗,而把含意繁富的文学作品,强制地纳入了同样是十分狭隘的“自主/奴役”这样过于简单的二分法的辩证框架中?在“不自由毋宁死”的强烈诉求中,纳飞滋是否也无心却意外地“征收”了文学作品本应繁富的生命?

    纳飞滋这样几近一厢情愿的解读,也不仅用在《洛丽塔》这一本书上。在阅读其它几本西方名著时,她似乎也非常一致的着眼在“抗争压迫”这样的题旨上。我想刻画的是,纳飞滋这样一位敏感的读者所表现出的诸多矛盾与狭隘,其实是集权政体下的另一种伤亡,虽不如那些外在的禁锢与限制(如书禁、言论限制、穿着条规、行为规范等)显眼,却真正应该叫人心悸。由于极度的失去自由而产生的抗争心理,将万事万物都只化约到“压迫与解放”的思维上,连意义繁富的文学作品也只能有一度空间。这种禁锢的内移,将人的思想导入只有—线前进的轨道,不论是顺服或是1,都只沿一条窄小的轨迹,目不旁顾的前行。

    《洛丽塔》一书中最叫人震动的片段是在书末,亨伯特因犯谋杀罪而为1追捕至山崖边,听到山谷小镇上传来孩童的声音,他想像着他们嬉耍、追逐,却又猛然想到洛丽塔,以及她那因他之故而失去的童年:

    我站着听那乐音在山壁上的回响……突然了悟,叫人绝望的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山下,不在那童音的合唱里。

    套用亨伯特这段无奈的悲语,也许我可以这么说出我对《洛丽塔》被禁锢在德黑兰的感怀:“叫人绝望的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而是那反对的声音,不自觉的,也自我禁闭在另一种狭隘里。”(摘自《禁锢在德黑兰的洛丽塔》苏友贞/著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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